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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太姥山國興寺探古

          2020-03-02 09:06 白榮敏

          石刻 李步登 攝

          石井 徐龍近 攝

          殘碑 李步登 攝

          太姥山楞伽寶塔 李步登 攝

          國興寺遺址 白榮敏 攝  

          □白榮敏

          太姥山國興寺,位于太姥山風景區內,坐落在烏龍崗東麓峽谷一處相對平坦的山坳中。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記為“國興院”,明萬歷四十四年《福寧州志》記為“興國寺”,清乾隆《福寧府志》則記為“興福寺”。因太姥山高處摩霄峰有白云寺(又名摩霄庵),二寺在太姥山地位顯著,里人呼白云寺為“上寺”或“上院”,國興寺則被呼為“下寺”或“下院”。寺名“國興”或者“興國”,寄寓著對國家興盛的宏大祈愿。如今的國興寺,為上世紀末新建,有大雄寶殿、太姥圣殿、地藏王殿、客堂等,新建殿堂呈線型依山分布,前沿緊挨舊國興寺遺址。國興寺遺址2005年被公布為福建省第六批文物保護單位,因考古發掘,目前遺址上舊基裸露,大量建筑構件遺存露天堆放,中殿遺址上七根大石柱巋然矗立、直指云天,令人觸目浮想:這樣的一座寺院,始建于何時?歷史上有過怎樣的輝煌?本文就圍繞這兩個問題做一番探討,來一次國興寺的“探古”之旅。

          始建時間

          關于國興寺的始建時間,由于史料記載不一,如今也沒有一個定論,這里試著根據現有史料進行粗淺的分析,意在拋磚引玉,就教于方家。

          目前可見記載國興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《太姥山記》。林嵩,福州長溪縣赤岸(在今霞浦)人。唐咸通年間,在太姥山麓之靈山建草堂讀書。乾符二年(875年)進士,在朝中任職。廣明元年(880年),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,林嵩束裝歸里,棲居太姥山旁的靈山之中,縱情山水,期間游覽太姥,并作有《太姥山記》。其文曰:

          山舊無寺,乾符間,僧師待始筑居于此。……游太姥者,東南入自金峰庵;東入自石龍庵,即疊石庵;又山外小徑,自北折而東,亦入自石龍庵;西入自國興寺,寺西有塔;北入自玉湖庵,庵之東為圓潭庵。國興寺東有巖洞,奇石萬狀……

          文章說太姥山本來沒有寺院,是唐代乾符年間有一個叫師待的僧人開始在山上建寺居住,但沒有明指師待所建是哪座寺院。文章緊接著提到金峰庵、石龍庵(疊石庵)、國興寺、玉湖庵、圓潭庵等多座寺庵,后面還提到白云寺(包括摩尼宮),如果此文為林嵩所作可信,那么林嵩時代太姥山就已經有了這么多座寺庵,國興寺是其中的一座。

          我們再來看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對國興寺的記載:

          國興院,望海里,大中祥符四年置。太姥山舊名才山,《力牧錄》云:“容成先生嘗棲之。”……王烈《蟠桃記》……林嵩《記》云:“先是無寺,乾符間,僧師待始筑居于此,乃圖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。陶因名之……”

          《三山志》的體例,“寺觀”后附“山川”,所以把太姥山的有關情況放在“國興院”條下介紹,而且,在太姥山的介紹后面,還附了林嵩《太姥山記》的部分內容,這使人不得不對林嵩《記》中所述“僧師待始筑居于此”的這座寺院與國興寺有更多的聯想。

          但是,《三山志》中的這段“國興院”文字有一個“細節”值得注意:前面說它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,可是后面所引用的林嵩《太姥山記》一文中,已明確寫到了國興寺。換句話說,既然唐代的文章里已出現“國興寺”,《三山志》如何又說國興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?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種可能,一是林嵩《太姥山志》不是唐人文章,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后所寫;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承認林嵩為唐人,《太姥山記》為唐人文章,如果這樣,那么,《三山志》說國興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,就是錯誤的。

          清嘉慶《福鼎縣志》就明確指出《三山志》的看法是錯誤的:

          國興寺,在八都。一名興國寺?!吨葜尽罚?ldquo;在太姥山東。唐乾符四年,僧師待建,今廢。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”《三山志》:“國興院,宋大中祥符四年置。”誤。

          這段文字在引用《三山志》并指出其錯誤之前,引用了《福寧州志》?!吨葜尽芬桓牧轴浴短焉接洝返?ldquo;含混”,明確指出國興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師待所建。筆者查萬歷四十四年《福寧州志》,對國興寺的記載如下:

          國興寺,在十都,太姥山之東。唐乾符四年,僧師待建。越二年,林嵩始為《山記》。” 寺今圮廢,而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

          無獨有偶,清乾隆《福寧府志》的說法基本與《福寧州志》相同。此中有一個信號比較強烈,就是“越二年,林嵩始為《山記》”一句,是為支持國興寺始建于唐乾符四年這個觀點的一個注腳和佐證,編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個強調,它說明,當時《福寧州志》《福寧府志》的編纂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,而加以辨別后得出了結論。如果這個結論正確,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,師待是唐代乾符年間的一位和尚,他最早在此結廬而居,而有了最初的國興寺。

          但是細查林嵩《太姥山記》的不同版本,文字也不盡相同,包括緊接在“山舊無寺”后面“僧師待始筑居于此”的這個時間,謝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所收林嵩《太姥山記》是“乾符間”(以下簡稱“乾符版”),而萬歷四十四年《福寧州志》、清乾隆《福寧府志》和清嘉慶《福鼎縣志》所收的林嵩《太姥山記》,均寫為“祥符間”(以下簡稱“祥符版”)。

          林嵩為唐代之人,按常識,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現宋代皇帝年號,有人依此認為《太姥山記》是后人的偽作,或此林嵩非彼林嵩,為宋真宗時人,但現存收錄或引用這篇文章的史籍并不都是清一色的“祥符版”,而有的就是“乾符版”,如上文所述《三山志》“興國院”條下的引文和謝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收錄的《太姥山記》。所以,在這種情況下,“祥符版”就顯得比較可疑,而“《太姥山記》是后人偽作”和“林嵩是宋真宗時人”的結論也顯得邏輯不順、證據不足,相比之下,“乾符版”的邏輯就較為合理。

          其實,細讀謝肇淛的《太姥山志》,也能感覺謝肇淛本人也是傾向于“乾符版”。他在《太姥山志》的卷上“國興寺”條中講得很明確:“在玉湖庵后三里許,唐乾符四年建,今址猶存。”在自己的《游太姥山記》一文中說道:“從間道走國興寺,寺創于唐乾符,故甚宏麗,今其遺址猶存。”他的《國興廢寺作》一詩也有“紺殿高標半有無,老僧猶自憶乾符”句。而且他在《太姥山志》“卷上”的開頭語中也明確寫道:“乾符四年,勅建國興寺于山麓,僧師待居之。”依據以上,可以判斷謝肇淛就是認為國興寺是建于唐乾符年間的。我想,謝肇淛作為一位專門為太姥山修志的對待學問認真嚴肅的學者,對于國興寺始建時間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,應該有過審慎的比對和研究,因此,相比其他幾本綜合性地方史志,筆者更愿意采信他《太姥山志》里的觀點和結論。

          行文到此,細心的讀者可能又會發現另外一個“細節”,就是“乾符四年,勅建國興寺于山麓,僧師待居之”這句話里的“勅建”二字,而且這句話說是勅建國興寺之后再讓僧人師待居住,這與以上幾則史料記載的由僧師待自己創建又有不同?;氐?ldquo;勅建”,查清代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,也是明確說:“乾符四年勅建國興寺于山麓。”乾符為晚唐僖宗年號,唐僖宗有無勅建國興寺,因為沒有更多的史料支撐,暫不宜肯定其確有其事,等待更多的史料發現。

          綜上史料,比對唐僖宗乾符四年(877年)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兩個時間,筆者以為,國興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較可靠。今人徐曉望先生在《福建文明史》一書中也認為:“《福寧府志》《福鼎縣志》所載的林嵩《太姥山記》一文有一個錯誤:將僧師待倡建國興寺的時間,誤記為祥符年間,因而導致《三山志》也跟著犯了錯誤,以為國興院建于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,實際上,該寺建于晚唐的乾符四年。”

          審慎起見,或許我們不必像徐曉望先生這樣在肯定“乾符版”的同時完全否定“祥符版”,結合后面將要談到的國興寺遺址考古發掘情況,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,它們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,即:國興寺有可能始建于唐乾符間,而中興或重建于宋大中祥符間。

          歷史面貌

          作為太姥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寺院,國興寺是古代游太姥山者必去的景點,而且人文底蘊深厚的寺院及其遺址是文人墨客吊古抒懷很好的“對應物”,所以國興寺在古代太姥山詩文中的出現頻率很高,我們可以在古人的詩文中窺見當時的大約面貌。明代莆田人林祖恕《游太姥山記》中這樣描寫:

          宮殿猶自瑰偉,壁嶂柱礎,盡是玄晶,大可擬建章,麗可比祈年,而臺沼寬拓,恐昆明、太液不為過也。

          面對遺址,林祖恕展開浪漫的想象,說兵燹之前的國興寺,規模之大可以與漢時長安的建章宮相比,宏麗程度可以與北京的祈年殿相比,而遺址內的水池之大,也能與昆明湖和太液池相比。作者運用夸張的手法,表達了面對這個遺址時的震撼,是這個如此恢弘的遺址才激發了他這樣的想象。清代太姥山下名士王孫恭面對國興寺遺址上的“撐天”石柱,斷定這個昔日雨花臺一樣的叢林建筑原是一個美輪美奐的好游覽地:

          垣頹址廢,猶余石柱撐天。昔為雨花臺,今為狐兔穴。……國興為叢林,玉湖為初地,皆美輪奐,堪駐游旌。

          “森森玉柱攢云立,信是神皋一奧區。”的確,遺址上最奪人眼目的當數那些尚未倒下和已經倒下的石柱,由石柱之大完全可以推測殿堂的宏偉,所以,許多詩文就不免對那些石柱發出感慨,如明人陳仲溱《游太姥山記》寫國興寺遺址:“金身剝落,紺殿荒涼,然石柱或豎或側,有三百六十,令人凄然。”明人陳五昌詩:“石柱攢云三百六,更誰重復舊人天。”崔世召也有詩云:“石柱摩云百楚楚,欲墜不墜生蒼苔。”傳說國興寺遺址有石柱360根,現已考古發掘出約200根,傳說應當不假。

          詩文中的國興寺是如此宏大而瑰麗,那考古工作者眼中的國興寺又是如何呢?我們且看兩次考古情況。

          第一次考古是2001年9月至11月,福建省博物館(即今福建博物院)等單位對國興寺遺址進行了正式的發掘,揭露出宋代建筑遺跡,出土了一大批遺物,基本弄清了國興寺的布局和年代。2015年11月至2016年9月,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第二次考古調查與勘探,區域比第一次大大拓展,進一步摸清了國興寺遺址的分布范圍和保存狀況。

          結合兩次考古工作揭露的早期遺跡初步分析,在平面布局上,整體而言,國興寺遺址因地勢,以現存的石柱大殿基址為中心,往南、往北構成一條中軸線,東西對稱分布天井、花臺、廂房等建筑,排列錯落有致。兩次發掘清理揭露的宋代遺跡群,構成了國興寺遺址現存早期遺跡的核心內涵;同時遺址周邊現存的其他附屬建筑,如現存宋代“楞伽寶塔”、另一處石塔遺跡、舍利塔遺跡等史跡以及不同時期建筑的疊壓打破關系和出土、采集的各類考古遺物,生動形象地呈現了國興寺遺址至宋代以來“歷經興廢,存續至今”的景觀風貌。

          大殿結構較為特殊,它建在高約0.9米的須彌座臺基上,面闊僅一間(7.1米)、進深三間(長達10.5米以上),周邊環繞寬2米的回廊;東西兩側設有寬5至5.6米的過道,與東、西廂房相連;南側設有踏步與甬道相連。這種面闊小于進深的佛教建筑在宋代較為少見。各個建筑單位之間均設有排水暗溝,溝口用石板雕鑿成如意形狀;天井、甬道均用平整的條石鋪成;在天井外側設有寬1.2至1.7米的環狀花臺。寺院的各個遺跡單位,均為石構,尤其是須彌座臺基、甬道、天井、寺塔等,制作考究、刻工精美,是近年來福建省發現的同期建筑中的精品。這些都表明,宋代國興寺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制作、規格較高的寺院建筑。

          根據考古初步確定,國興寺的修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北宋中期,但沒有明確的實物證據說明國興寺的始建年代可以早到唐代。在遺址出土的眾多遺物中,尚未發現一件年代可以早到唐代的遺物。這是一個遺憾,但筆者以為也屬正常,因為兩次考古均屬于有限度的考古。正如第二次考古發掘的《報告》中所指出的: “發掘工作只揭露到宋代地層即停止,對于遺址北部的情況,尤其是遺址是否存在早于宋代的地層堆積和遺物不甚明了。”“不甚明了”不等同于“沒有”。就史料來說,有不同的記載,也有爭議,但畢竟還有大量的史料明確說明國興寺始建于唐代。另外,從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論,結合太姥山佛教興于唐而盛于宋的發展軌跡,始建于唐代的國興寺,其建筑肯定是比較簡陋,甚或只是僧人的結茅而居,那些最初的建筑物件要么被雨打風吹去,要么被后來的建筑覆蓋,所以目前有限度的考古發掘,沒有發現唐代的遺物實屬正常。國興寺第一次考古《報告》也指出:“我們認為國興寺始建于唐代乾符四年(877年)是可信的,只不過那時寺院可能屬于初建階段,規模不會太大。”

          第一次考古發掘的《報告》還根據相關史料而認為,國興寺是封建政府扶持建造的寺院,勢力強盛,影響廣大。但根據石構建上刻有的文字了解,寺院的一些建筑也由僧人舍建,如石構甬道東西兩側刻有“僧道隆舍”“中階一所”;還有如“僧道曉奉……舍錢造法……階道一所……”“當山比丘林純奉舍”“福生院比丘建慈舍”等。有些建筑則是由民間普通信眾捐建,如方形水井,井沿上刻有“弟子李閏及妻葉六娘并男女等舍口造井一所”;還有石橋,如“才保弟子王遷敬造石橋一所上答四恩下資九有政和辛卯十二月誌”;還有如“黃俊邦兩男石……施財造一間齋”“方家山境方公騰造”“南峰李宅鄭三娘造”“白鵠境余惠舍”等。除了接受民間人士捐建,也接受民間捐舍田地和林畝的供養,其中有一次較大的捐舍是在南宋初年(紹興年間),由太姥山下的黃十七(諱訴)“將田四十石、山林數里,舍在太姥山國興寺,永充母林氏五娘墳”。因為黃十七母親林氏的墳墓在太姥山,所以他捐舍田四十石、山林數里給國興寺,以供養母親的墳墓。另外,從出土的大量宋代瓷器的底部墨書有“住”“常住”等文字可知,國興寺屬于十方叢林,任何外來的游方和尚均可在此掛單常住,研習佛學經典。因此可以說,國興寺是一處由封建政府敕建、高僧望族積極參與、在廣大信徒中有著重要影響的高規格禪寺。

          總之,綜合史料和考古分析,筆者認為,太姥山國興寺始建于唐代后期的乾符四年,興盛于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,宋元時遭焚毀,在元明之際、清代晚期也經歷過一定規模的修建、重修活動。一千多年來,歷經興廢,存續至今。作為太姥山佛教發源地之一、歷史上重要的佛教道場,如今,國興寺仍然是太姥山一座重要寺院。尤其是國興寺遺址,它是福建迄今發現保存最好的宋代佛教建筑遺址,是福建宗教名山太姥山佛教文化興衰的歷史見證,也是中古以來中國東南佛教歷史之縮影,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、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,作為太姥山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,對于提升太姥山風景名勝區的文化品格、發展文化旅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。

          責任編輯:鄭力煒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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